“贼见官军四集，大惧，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奇瑜无大计，遽许之，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
——摘自《明史·陈奇瑜》
李自成等诈降兴安车厢峡，是明末历史的重要事件。在这前后，安康经年累月的灾害肆虐和战乱浩劫，致使原本人烟稀少的土著居民被蹂躏的几近灭绝，即使有幸活下来的人们，面对愈加艰难的生存状况，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思索飘然己逝的车厢峡往事？加上湖广移民浪潮的冲击，渐渐地车厢峡遗址销声匿迹了。后来，当时光穿梭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居住在安康土地上的有识之士又重新用久违的历史眼光注视车厢峡了，此时修撰的州府方志也先后增补了有关车厢峡事件的记载。但这些记载，虽都有所指却又有所不同。岁月悠悠，时过境迁。那么，当年险些改写明末历史的车厢峡遗址如今究竟在哪里呢？为此，笔者就所掌握的史料，也想谈谈对车厢峡遗址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同仁们交流探讨。
一、关于安康车厢峡遗址地理方位的不同观点
目前，在车厢峡遗址地理方位上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平利县境内。持此种观点的人是根据《兴安州志》、《兴安府志》、《安康地区志》、徐信印《安康文史名胜集（上册）》、郭华正《安康旅游揽胜》以及民国九年当地文人雅士陈广炬在狗脊关凤凰山垭火神庙题写的“车厢峡” 三个大字。该观点认为：车厢峡就是平利县狗脊关，在安康市平利县西约30公里的大山沟内，今汉滨区和平利县交界处。
2、汉滨区境内。持此种观点的人是根据鲁长卿《重续兴安府志》、谈俊琪《安康文化概览》、丁文《李自成兵困车厢峡考》等文史资料。该观点认为：车厢峡在付家河沿线的松坝、谭坝、茨沟、景家、东镇峡谷。
3、汉阴县境内。持此种观点的人是根据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张献忠》。该观点认为：车厢峡在今天汉阴县与汉滨区月河沿线的某处峡谷。
二、有关安康车厢峡遗址方位的史料分析
之所以车厢峡遗址引起争议，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史志等资料对车厢峡确切地理位置记载不详、不一致以及车厢峡地名的历史沿革资料断缺造成的。我们不妨用己有的相关史料做一些分析、推测。
1、根据《明史·陈奇瑜》分析，车厢峡遗址方位似乎不应在平利狗脊关。理由之一，陈奇瑜是明末一位颇具军事谋略的督抚大员，以善于设伏用兵著称。由于陈奇瑜大军逼近安康（兴安州），尾追农民军前进。六月十六日，在农民军“误入”车厢峡后，地方州县及时向他提供了车厢峡有进口无出口的地形情况，使他赢得了及时部署堵死谷口的有利战机，并迅速占领农民军可能突围的薄弱之处。为什么陈奇瑜不马上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呢？从明史等资料中得知陈奇瑜的部队人数二万左右，在当时兵力悬殊、天雨连绵达三、四十天的情况下，对于精通兵法，善于运用天时、地利条件，打算不费一兵一箭而立盖世奇功的陈奇瑜来说，围困显然比进攻要明智的多。那么，在一个多月的漫长围困之中，农民军曾多次试图突围都未能成功，如若没有车厢峡四十余里的狭长缓冲地带，农民军36000余人（这是受降时清点造册的人数，初围时的人数约7～8万）仅是吃的东西肯定也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如果拿平利狗脊关与车厢峡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狗脊关地形虽然险峻但不属于绝境，无论向东或向西均可突围，即使两边同时围攻，也不能排除有突围的可能。试想，求生是人的本能，何况被围的是李自成等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大英雄们！他们能轻易地放弃突围机会而甘愿自取伪降之辱吗？恰恰之后的重反关中，及四年后（即崇祯十一年）李自成等十八骑又从潼关南原突出重围遁逃商洛的雄辩事实证明，李自成等所陷车厢峡的确具有毋容置疑的不可突围性！理由之二，根据1995年6月第l版的《平利县志》记载：“车箱峡，一说在安康傅家河，一说在岚皋，一说在汉中。但在民国后期，安康县与平利老县、三阳交界地设防共联防哨，属安康县行政区名叫‘牛车乡’的，无疑指牛蹄岭和‘车箱峡’（见国民党平利军事卷），‘车箱峡’究竟在何处，待考证。” 《平利县志》在车箱峡“三说”中唯独没有提及“平利说”，这难道不能做为车厢峡遗址方位不应在平利狗脊关的一个参考依据吗？其三，《安康地区志》记载，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等主力于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进入白河、旬阳、紫阳、等地；十二月高汝砺、张一川等八营10余万人连克商县、山阳、镇安、石泉，继而取道紫阳、安康、平利、旬阳，转战郧西。七年（1634）正月张献忠等率13营与官军战于旬阳县北乜家沟、水泉坝、康宁坪、竹木碥、青口、狮子山等地；正月十四日，李自成率郝希文、薛成才等攻克旬阳县城，继克白河、平利、紫阳。四月，张献忠与高迎祥、李自成联兵转战兴安地区；六月上旬，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军与五省总督陈奇瑜、郧阳巡抚卢象升大战平利乌林关（现平利县城东），农民军失利，十余首领被俘，陈奇瑜、贺人龙追八昼夜至紫阳进剿。由此可知，仅这两年农民军在安康地区来来往往就有六次之多，其中从平利到安康或去紫阳路线至少走了三次，狗脊关都是必经之地，娴熟军事地理的李自成焉能盲目地“误入”自取灭亡呢？[NextPage]
2、根据《明史》多处记载的陈奇瑜均、房、竹、兴进剿路线，结合鲁长卿《重续兴安府志》、任乃强《张献忠》综合分析，车厢峡遗迹方位可能在月河沿线的某处峡谷。理由之一是，湖北襄阳是襄王朱翊铭的封地，此地离农民军转战的均州仅二百里之遥，设若“陷藩”，地方督抚大员按律当斩。身为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的陈奇瑜在得知最新战报后，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他立即“檄四巡抚会讨”，日夜兼程飞驰均州前线，企图寻找农民军主力就地围歼。同时，这也是上任伊始立功邀宠的绝好机会。其二，陈奇瑜于崇祯七年（1634年）六月辛未督率郧阳巡抚卢象升大战乌林关，农民军大败后悉数向兴安州方向撤退，陈奇瑜大军紧追不放，高迎祥、李自成被迫抢渡汉江沿汉阴、石泉河谷，向曾与官军长期周旋的汉中山区退却。也有人认为李自成等人原本打算向商洛方向窜逃，这点似乎难以成立。根据清初与金之纯次子同在翰林院为官的刑部尚书王世祯所撰《兴安知州金公遗墨跋》，以及诞生于崇祯六年(1633)的安康乡土文人刘应秋的散文《明郡守金公祀名宦记》可知，当时知州金之纯被围兴安城己危在旦夕,情急之下寄书汉中游击将军唐通，唐以数百精兵来援，里应外合，旋即解围。唐通镇守的汉中是瑞王朱常浩的封地,此地若有大股农民军部队骚扰，唐通可能自冒风险分兵来救兴安城吗？陈奇瑜还有必要急赴汉中洋县围追堵截吗？既然暂时汉中官军尚未云集,农民军怎肯错过这个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退一步说，就是农民军有向商洛流窜的企图，从安康到旬阳去镇安方向的路况地形，是李自成等将领何等熟悉的“老路”，那又怎么解释向商洛撤退时在所谓的“车厢峡”迷路呢？按照明代地理区划，包括如今汉滨区月河流域均属于当时的汉阴县所辖区域（《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地理志三》），这里的“大路全是依傍河谷行走。这带河谷多有支流，发为岔路。支谷形势，彼此多有相似之处。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土人尽已避入深山，无人可访问。义军初来，认不清路，误进一个谷口，地名车厢峡”（任乃强《张献忠》）。按《重续兴安府志》卷二十二记载：“安康……县境辽阔，西往汉中一路，恒口地势平坦，西北王莽山、牛山，为终南分支，明季陷李贼于车厢峡，即在二山间，松树坝、上下团山，与旬阳、镇安、孝义交界。林幽谷深，奸徒易以伏匿。付家河一路，由山沟中行，地虽幽暗，路颇平夷，故避两河关之险者，由镇安取道于此，径达兴安、汉阴”。综上所述，推测车厢峡当在付家河沿线的谭坝、茨沟、景家、东镇等地的某个峡谷，亦或是今天月河中、下游沿线的某个峡谷也不无可能。
3、《兴安州志》、《兴安府志》、《安康地区志》和狗脊关凤凰山垭火神庙上的“车厢峡” 题字，均认为狗脊关就是车厢峡，这难道毫无根据吗？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认为！因为诸多史料共同记载了围困车厢峡期间的天气情况是，连雨三、四十天，山洪暴发，洪水猛涨，数万人马，粮草尽绝，弓矢皆坏。也许，长期持续的恶劣天气是迫使农民军领袖们放弃从所谓“狗脊关车厢峡”突围，并当机立断“伪请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无论怎样推测，377年前，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被陈奇瑜大军围困于安康车厢峡这已是历史上毋容置疑的事实。
三、关于认定安康车厢峡遗迹确切地点的建议
安康做为历史上车厢峡的所在地，只有寻找到真正的车厢峡遗址，才能结束各方长期以来的有关“真、伪车厢峡”的学术争议。为此，建议：
一、应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明史》对车厢峡地形特征进行塑形，并对有可能拟似车厢峡遗址的平利县、汉滨区、汉阴县等地峡谷制定考察方案，尽快进行实地察看。广泛采集相关资料加以综合研究评审，实事求是地确认出真正的“车厢峡遗址”，为“车厢峡遗址”之争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今后修撰安康地方市志、县志等文史典籍，应对“车厢峡遗址”地理位置统一口径，为研究明末农民军辗转河南、湖广、重庆、四川、陕南等省区作战情况提供有力的史料支撑。
三、充分用好“车厢峡遗迹” 历史资源，下功夫将明代的这块军事名峡打造成安康乃止大秦岭旅游文化的名牌产品, 让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车厢峡，了解安康，更好地促进安康经济、文化、生态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