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爱情的象征。关于红豆寄相思的诗句，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吟诵极多。

    唐朝，王维有《红豆》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深思念；温庭筠《杨柳枝》“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见骰子上红点，想起了红豆，勾起刻骨相思情。

    宋代，王雱《眼儿媚·杨柳丝丝弄轻柔》“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雱因身体病弱与妻分居两房，后来，雱父王安石做主将其妻另嫁他人。王雱因思念妻子，乃有此悲切之作。

    清朝王士祯有“江南红豆相思苦，岁岁花开一忆君”的凄婉诗句；近代也有很多描写相思苦的诗句，如王国维《红豆词》“南国秋深可奈何，手持红豆几摩挲。累累本是无情物，谁把闲愁付与他”、“匀圆万颗争相似，暗数千回不厌痴。留取他年银烛下，拈来细与话相思”，宁调元《秋兴，再叠前韵》“萧萧木叶下江头，猿啸天高万里秋。北方佳人真绝世，南国红豆最牵愁”等。

    都知红豆寄相思，那么，红豆到底是什么植物呢？王维《红豆》诗中的红豆，与其他诗词中的红豆，是不是同一种植物呢？有人认为红豆是相思子属相思子的种子，有人认为是海红豆属海红豆的种子，也有观点认为是红豆属红豆树的种子，众说不一。

    唐《文选集注》卷九《吴都赋》（晋朝，左思）中说，“楠榴之木，相思之树”，集注引唐李善注引晋刘逵注引东汉刘熙曰：“相思，大树也，其材理坚强，邪斫之则有文，亦可作器。其实赤如珊瑚，历年不变。东治有之。”东冶即今之福州。

    “刘熙是汉末著名学者，曾久居交州（治广信即今广西梧州，后移治番禺即今广东广州），自熟知南国的红豆树。刘熙此段文字是现存记载红豆树的最早文献。由此可见，早在汉末以前，红豆树已经得名‘相思树’…东汉以后文献中的相思树，逐渐专指生于南国的红豆树。”（引自网络：邓小军《红豆小史：以王维、杜甫、〈云溪友议〉、钱谦益为中心》一文）。说明古代的红豆是一种大树，至于是否是现在的红豆树Ormosia hosiei尚待印证，因红豆属多种树木均是优良用材树种。

    晚唐李匡乂在《资暇集》有述，“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扁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文中之“豆”与《中国植物志》相思子属藤本植物相思子的种子形态特征符合，说明唐朝已将相思子作为相思红豆之一种。但文中又说红豆是树，这与相思子为藤本相矛盾，或许是张冠李戴。从文中不难看出，李匡乂记述红豆“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之语，与东汉刘熙之述类似，应是受到刘熙资料记载的影响的。由此分析，到唐朝时，红豆已经不止一种植物了。

    《辞海》对“红豆”词条的解释为：“红豆树，乔木，羽状复叶，小叶长椭圆形，圆锥花序，花白色，荚果扁平，种子鲜红色，产在亚热带地方；这种植物的种子，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来象征相思，也叫相思子”。这显然非李匡乂所述之相思子了，但与左思、刘熙、李匡乂等所述之“树”契合。

    根据《中国植物志》的分类，产红豆的植物种类很多，我国豆科产红豆的植物有40多种（含变种、变型，下同），但有些与爱情、相思无关。海红豆属（孔雀豆属）的海红豆（相思树、相思子，有毒）Adenanthera pavonina、相思子属的相思子（相思豆，有剧毒）Abrus precatorius，以及红豆属的红豆树（相思豆）Ormosia hosiei、榄绿红豆（相思红豆）Ormosia olivacea等约38种植物种子均为红色，大部分产我国南方，所产红豆均可做饰物、饰品。

    既然“红豆”不止一种植物，又是爱情相思的象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其文化象征意义远大于追究其是相思子的种子，还是红豆树的种子，还是海红豆的种子等的意义。当然，进行植物分类研究又另当别论了。

    红豆树，又叫相思豆、鄂西红豆等，常绿或落叶乔木，树皮灰绿，小枝绿色，奇数羽状复叶，果荚内有种子1-2粒，种皮红色。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分布于陕西南部、甘肃东南、湖北、四川、贵州、福建、江苏、江西、浙江、安徽等省，是红豆属中纬度分布最靠北的物种。近期，笔者在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的镇坪县南江河沿岸见到2株红豆树，发现其中一株大树的少数果荚出现3粒、4粒种子的现象，这一发现填补了历史资料记载的空白。红豆树野生植株越来越稀少，亟待加强保护与繁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