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深烟不散，溪静鹭忘飞”“林卧愁春尽，开轩览物华”。树木早给人类带来优美舒适、宁静气爽及衣食住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人，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共生共息，在文人精神世界中形成一抹浓得化不开的灵魂亮色。他们铭志于树，寄情于林，对种树绿化作了诗性诉说，让我们从中汲取养分，把绿色化作为一种改善民生、普惠民生的发展方式。

晋代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其躬耕自给之乐。于宅地栽菊花种树，成效显著：“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榆树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每读，无不令人畅意舒情，复得返自然。这是他在山水田园之间诗意栖居的审美反映，因此成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开创者。他一生“抚孤松而盘桓”，因为松树独立挺拔霜雪不凋，正符合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特质。

唐代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时“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并作《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足见幽默的柳痴面对贬谪的淡定与乐观，勤政与自豪。诗人储光曦晚年也过着田园栖居生活，“满园植葵藿，绕屋树桑榆。禽雀知我闲，翔集依我庐（见《田园杂兴八首》）。杰出诗人刘禹锡有“玄都观里桃千树，都是刘郎去后栽”。亲植千树桃园是何等的壮观，人面桃花谁不心旷神怡！？

白居易是“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从而让“白鹭繁花空扑地，柳丝条弱不胜莺”，翡翠嵌宅院，四季景怡人。他植树一贯注重实效。在谪任四川忠州刺史时，忠州为荒凉山城，他身先士卒，“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划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进而引导民众改善生态环境。他在《东坡种花》诗中，描述了他从如何养树，联想到如何养民：“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可见他的“兼济之志”并未泯灭殆尽。继任杭州刺史已51岁，不仅“简牍手自操”，勤勉办政务，还组织民众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饮水问题，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亲手撰写《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指出蓄水的关键，如法操作，消除旱灾。堤上还植柳栽桃，呈现“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绿色通道风景。他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和心怀天下的人文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成为人们尊敬和爱戴的偶像，以“白堤”命名，以示感恩纪念。

绿色化，不仅要植绿添绿，还要护绿。杜甫在《三绝句》中说：“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这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为护笋成竹，竟杜门谢客，任其客人嗔怒，也不开门去迎接，也不怕得罪人，这种爱绿言行，堪称绿化管理者的师表楷模。

白居易与大自然的波动产生共鸣。到了植树季节，对只想歇荫凉不愿种树者予以无情抨击：“不种东西柳，端坐欲何为？”，教育那些坐享其成的不作为者。绿色中国梦，人人来践行！对乱砍滥伐者也给以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宋代大文豪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开浚西湖，取湖泥葑草筑成苏公堤长达2.8公里。堤旁遍种花木，春季桃红柳绿，飞鸟和鸣，景色尤佳，意境动人，故称“苏堤春晓”，为西湖十景之首。后来谪居黄州，又在东坡雪塘外种满柳、桑、竹、枣、栗等树木，他一生喜欢种树，其诗中就有“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之句。

每读这些种树诗作，给人一种酸甜可口、维生素丰富的感觉，耐人寻味，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激起内心涟漪，溅起动情的浪花；让百信依恋，俊杰牵魂。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律动不息的生命，和“命在养民”的高尚品德，用今人话说叫“为官一任富民一方”，为传播绿色文化，弘扬生态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竖起来先贤标杆。绿色经典诗作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是对以经济为主导社会中只要金山银山而毁掉绿水青山的一支清醒剂，也是一支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二者兼得的补钙剂。它昭示我们：既要发力生态建设，也要依法治理生态顽疾，为林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顺应人民从过去“求温饱”到现在“盼环保”，从过去“求生存”到现在“求生态”的新期盼。

让我们从历史经典感悟中获得真知灼见，观照现实，发扬光大。让我们用绿色相伴，与梦同行。年年植绿大行动，为民筑座生态城！